七月中旬，各大報社都出現了一大新聞，就是：北京男子廖先生為給尿毒癥妻子做透析，私刻公章、偽造單據，4年間騙取北京醫院17.2萬元透析費。在這件事情被各大報社報道后，刻章的行徑救妻的違法行為，至美丈夫至美的刻章至美的妻子，都得到了有效的解決方法。
在刻章的行為事情敗露后，廖先生被提起公訴。在庭審中，廖先生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，并表示“所做的一切只為讓妻子先不死”。廖先生為救妻子不惜以身試法的行為被媒體披露之后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熱議人們在對廖先生詐騙案的普遍反響中，夾雜著復雜的情緒的。首先，制度缺陷形成的現實困境，是人們對廖先生詐騙案給予同情和體諒的基礎。廣州辦理刻章手續必須要到正規刻章公司申請，遞交企業的相關證明方可刻制公章。
其次，在如此逆境下，對身患重疾的妻子不離不棄，這種忠貞不渝的動人事跡，被稱為“北京至美的愛情故事”。于是，嚴肅的法律和樸素的人情發生了碰撞。盡管法院尚未宣判，但廖先生能否獲得緩刑已在網上引起國內司法界的激烈辯論。一種觀點認為“不能破量刑基準”： 從法理角度說，即使為救助患病妻子，廖先生也應尋求合法的途徑解決，比如呼吁社會捐款，尋求政府救助，而不是私刻公章，鋌而走險犯罪。17.2萬屬于詐騙數額巨大，應量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考慮到本案的特殊性以及情理的成分，法官也只能在3至7年進行量刑，至低不得低于3年。從法理上講，本案沒有適用緩刑的法定理由。廖先生的司法判處和妻子的救助是兩碼事。廖先生被判入獄，相關部門應承擔救助責任，廖先生被判緩刑并不能成為妻子救助的唯一選擇。
另一種觀點認為此案不算“法外用刑”： 廖先生并未將詐騙的贓款用于個人揮霍，而且是初犯偶犯，主觀惡性不深，確有悔改表現。既然公訴人認為應在3至10年間量刑，法條中的以上以下均含本數，如果17.2萬詐騙款全部退賠，取得受害醫院的諒解，可以判處3年。從目前情況看，廖先生不關押也不至于再危害社會，能夠適用緩刑條件。這并不算是“法外用刑”。刻章的行徑救妻的違法行為，至美丈夫至美的刻章至美的妻子，至終畫上了圓滿的句號。 |
